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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出走的决心》:那个为离婚花了16万的女人
出品 | 虎嗅青年文化组
作者 | 黄瓜汽水
编辑、题图 | 渣渣郡
本文首发于虎嗅年轻内容公众号“那個NG”(ID:huxiu4youth)。在这里,我们呈现当下年轻人的面貌、故事和态度。
当一部国产电影,男女观众“想看”的性别比例为2:8的时候,那么这部电影一定是冒犯了许多中国男性。
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,我走进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影院。当《出走的决心》五个字照亮银幕的时候,我看清了观众席上的人。
几位40-50岁之间的女性结伴而来。她们和我一样,都在漆黑的影院里悄悄抹眼泪。
无论那个叫苏敏的女人变成了多出名的网红,再看一遍她的故事,仍然有令人屏息的力量。
因为在苏敏的“出走”背后,是千千万万没能出走的女人。
走出影院,她们不得不继续缓缓沉入琐碎嘈杂的生活之中。
女导演,女编剧,女演员,女主人公。
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《64年生的苏敏》。
四年来,苏敏出走的故事,从一块小小的手机屏幕上传遍了整个中国。于是我们都知道了一段维持了30年的无性婚姻,以及一位被丈夫家庭暴力的沉默的普通中国女人。
当女性主创们将“苏敏为何出走”搬上银幕时,女性在婚姻中忍受的那些细密的、如针扎般的痛苦,都被彻底掰开揉碎了呈现在大众面前。
在电影的首映礼上,一位情绪激动的男性观众站起来发言——
“电影把我们男同胞说的脱离实际,如果没有男的,怎么去提供稳定的住所,怎么提供经济来源,甚至没法生育小孩。”
饰演女婿的张本煜没忍住,接了一句“大清已经亡了”。
在这句被骂上热搜的“典男发言”之后,是豆瓣再一次出现的“五星vs一星”之战,女性和男性又一次站到了对立的阵营。
与那些给出好评的人恰恰相反,一部分男性观众咬定这是一部辱男仇男的电影,故意用一位极恶的丈夫和可怜的妻子制造性别对立。
但幽默的是,导演已经非常温和地删掉了现实中苏敏丈夫家暴的情节,对丈夫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美化。
这些性别纷争不是吸引我买下一张电影票的原因。真正把我推向电影院的,是一位观众写下的一句评价:姜武不行,应该让我爸来演,我爸演能拿金鸡。
对于千千万万目睹中国式不幸婚姻的孩子来说,观看这部电影就是一场巨大的创伤应激发作。
没有人比东亚女儿们更懂,什么叫做“父权平庸的恶”,它渗透在日常生活里,漂浮在锅碗瓢盆之间。
在《出走的决心》里,苏敏的名字变成了“李红”,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60后女性代号。她可能是任何一个人的女儿、妻子、母亲,唯独不是她自己。
李红和许多中年女性一样,睁开眼就被溺毙在无穷无尽的家务中。她不断地做饭洗碗、打扫卫生、洗衣服晾衣服,完成数不尽的隐形家务。
她的丈夫孙大勇,是千万个中国男性的浓缩精华。
他只需要在厨房的窗户上用力敲两下,就能使唤李红拿来一碟醋。这个冷漠粗鲁的动作是姜武特地设计的,在电影一开头,就让人猝不及防地感受到父权令人不安的侵略性。
当李红因为打扫卫生连腰都无法直起来的时候,丈夫正对着墙打乒乓球打得起劲。等十几个球打落一地之后,丈夫把球拍随手一扔,李红紧接着便蹲下来满地捡球。在家里,丈夫抽烟甚至不需要烟灰缸,烟灰随手弹在地上,李红只会默默打扫干净。
她的动作吃力且麻木,每一次弯腰,都能让人头皮发紧。演员咏梅为角色特地设计了一个细节,就是在脖子上搭着一条旧毛巾,因为更年期的女性更容易出汗潮热,也往往是这个年纪的女性,困在闷热的厨房里,一待就是几个小时。
主创团队按照苏敏在郑州生活过的那个老破小,还原搭建了这个狭小房屋的场景。而这个连活动都受限的地方,就是困住苏敏三十多年的监狱。
丈夫对李红的控制、侮辱、贬低、语言暴力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每一道缝隙中。
钓回来的鱼应该红烧还是炖汤,面条应该做西红柿还是茄子卤,衣服该穿什么颜色——李红连呼吸都是错的,她的一举一动,都会被丈夫的语言尖刀戳翻血肉。
一个是困在窗户网格里的女人,一切活动都围绕着家务。另一个是坐在椅子上悠然自得的丈夫,除了发号施令和评价女人,其余什么都不用做。
这些无声的对比,来源于我们亲眼目睹的现实生活。
当女儿晓雪诞下双胞胎之后,李红最黑暗的时刻到来了——她要带两个外孙子。
丈夫只需要探过头来,对忙得焦头烂额的李红撂下一句“不能用纸尿裤,必须用尿布”之后,便可以拿着鱼竿潇洒地离开。在丈夫钓鱼休闲的时候,李红在厕所蹲着,用手洗那些永远洗不完的尿布。
当她有任何不满的时候,丈夫都会用一句“我是男人”来打压她。
当李红想去成都参加同学会的时候,丈夫骂她“不明事理”“没格局”。他的手指一边夹着香烟,一边凶狠地指在李红的额头前,烟灰弹落在女人的头发上。
但事理和格局是谁来界定的,当然是背着双手剥削妻子劳动力的丈夫。明事理是什么?是不能对夫权产生任何忤逆与质疑。不明事理是什么?是你作为女人,竟然有了自我意志。
当李红帮女儿带完孩子,获得一个手机作为回报的时候,丈夫在旁边阴阳怪气地冷暴力“你图啥你自己心里清楚”。
一句没头没尾的话,让李红终于崩溃了。
她拿起一把剪刀,一边质问丈夫“我到底图啥”,一边把刀尖扎向胸口。其实丈夫的这句质问,只不过是煤气灯效应的一环罢了,因为重要的并不是事实,而是在心理上侮辱和击垮对方,这种习惯性打压的语言,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的逻辑。
这一片段也取自苏敏的真实经历。
在丈夫长期的PUA下,她得了抑郁症,在一次激烈的语言暴力之后,苏敏用割腕自证清白,血流了满地。她的胸口也有一道疤痕,如今看上去仍然触目惊心。上野千鹤子用“卡桑德拉综合征”指代那些长期处于情感虐待关系中的女性,她们的感受和意见经常被伴侣否定或忽视,导致她们处于无助和绝望的状态中。
李红就这样活在丈夫的服从性测试之下。
电影中有一个很巧妙的细节,是“杀鱼”。
丈夫喜欢钓鱼,要她杀鱼,李红不敢,丈夫一边斥责她“装什么大小姐”“矫情”,一边扯着她的胳膊强迫她杀鱼。
这种缺乏共情能力的冷漠NPD人格(自恋型人格障碍),其实在他们的婚姻早期就出现端倪。
年轻刚结婚的时候,丈夫就开始用“AA制”在经济上辖制妻子。无论柴米油盐,李红花出去的每分钱都被记录在案。拎着重物的李红永远淋在雨里,丈夫不会把伞偏向她,甚至只是自己打伞。
婆家来亲戚的时候,丈夫少不了在饭桌上卖弄自己的夫权。他拒绝让亲戚用烟灰缸,坚持让他们把烟灰弹在地上。问就是“谁家老娘们不伺候老爷们”,问就是女性只不过是男性的一个免费保姆,是酒桌上用来展演男子气概的手把件。
就连李红的抑郁症,在丈夫看来也是她无病呻吟,自己作的。有意思的是,从睁眼就开始做家务的李红,在酱油瓶子倒了都不扶的丈夫嘴里,永远是一个“懒”人。她的动作只要停下来,就会被呵斥“太懒了”“你比别人多干了啥”“所有女人都得伺候男人”。
丈夫是发自内心认为,自己的一切言行都没有造成任何实质上的伤害。而作为长期精神被害的另一方,几乎已经走向生命的绝路。
这部所谓的“辱男”电影中的男性角色也有一番深意。
据说丈夫孙大勇的角色没人敢接,最后只有姜武接下来了。至于为什么没人敢演这样的角色,我们心知肚明。
然而,这个在许多男性观众看来矫枉过正的角色,已经比现实原型软化了许多。
东亚女儿们应该深有感触,一个性格如此扭曲的父亲和丈夫,大概率对女儿也是冷漠的。因为父权带给男性的神秘魔力,完全可以碾压父爱这种人工产物。
而女婿徐晓阳,相比于孙大勇赤裸裸的语言暴力,更像是裹着糖衣炮弹的陷阱。演员张本煜自己分析,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鸡贼的男性角色。
他们可以在表面上顺从妻子,等到育儿负担真的从天而降时,女性又一次变成了“被牺牲的人”,育儿任务是女人的天然责任。
无论是母亲李红还是女儿晓雪,在巨大的结构性不公面前,都是被吃干抹净的弱者,母职惩罚就是悬在头顶的斧子,迟早要砸下来。
在影片结尾,响起了一首歌,叫《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》。
李红穿着那身一直没机会的红裙子,迎着日光驾驶她的车。
当李红开着车闯出家门的时候,苏敏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
2020年9月24日,那个名叫苏敏的女人走出家门,驾驶她的白色大众Polo上路了。
她身上带了一万块钱,从郑州出发,沿着310国道,向成都方向开去。走到小浪底的时候,她第一次搭起了帐篷,煮了一锅西红柿鸡蛋面。
这是苏敏走向自由的开端。
在56岁的年纪,她住在车顶的帐篷里,需要手脚并用从梯子爬上去。
比起在所谓的“家”里忍受长达三十年的家庭暴力和精神控制,一顶帐篷已经是苏敏能够拥有的最广阔的天地。
这台大众是苏敏为自己攒出的第一个自己的家。她自己拿出一万元积蓄,女儿补贴了三万元,凑齐了首付,靠苏敏的退休金和超市工资,分期两年还完车贷。
一开始,她只是想去成都找老同学玩,后来她加入了一个房车队伍。她学会了户外自驾游的所有必备技能,找露营地,看导航,找更省钱的路,在户外做饭,找合适的地方洗澡洗衣服。
后来,一则偶然的自拍视频让她走红全网,如潮水般的媒体找到苏敏采访。
她讲过许多次独自一人在野外的危险。有一次,手机没信号,开进了一个露营地,她看到亮着灯的房子,结果推开门空无一人,只有一张大圆桌和几把椅子。她害怕得倒退着把门带上,用手背着把车门拉开开始往外走,凭借记忆顺着原路返回。
这是许多和苏敏同龄的中年女性都不会拥有的生命体验。她们困在广场舞,带孙辈,买菜做饭的路上。在苏敏的评论区里,能看到太多中年女性的羡慕与叹息。
在电影里,我们看到了80年代、90年代和2019年的李红和苏敏。
沿着这条脉络,我们还能看到千千万万60后出生的女性的人生轨迹。
为了让弟弟上学,苏敏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,进入化肥厂工作。结果人在壮年,就赶上了下岗潮,被时代的一粒土砸个正着。
电影里的李红质问母亲:凭啥当初不让自己考大学,凭啥一切都要为了弟弟让步。母亲只回答了一句话:小时候,弟弟吃馒头,自己吃窝头,但是没有一句怨言。
所有撕心裂肺的“凭什么”,往上追溯,是一代代女儿们不被重视的代际创伤。
就像年轻的小李红慌不择路跳入婚姻的陷阱,动机也只是想从原生家庭逃离。当李红拿到结婚证搬进职工宿舍的时候,她天真地以为自己迎来的是新天地。
这部电影之所以宝贵,在于主创并没有把李红/苏敏的不幸一股脑推给包办婚姻。反而让所有人看到,即便是自己选择的恋爱与婚姻,也不一定能带来自由。在结构性不平等的情况下,女性很难真正拥有主体性。
在婚前看上去老实本分的人,婚后往往会现出原形,因为权力的黑手逐渐浮出水面。上野千鹤子曾经描述过这种转变:“在婚前,他们不会那样对待自己的伴侣。等结了婚,开始共度日常生活,妻子才会惊愕地发现丈夫的怪癖和异常”。
下岗后没有工作的苏敏,只能手心朝上向丈夫要生活费。丈夫就像电影里演绎得一样,将她的每一笔花销精细到一毫一厘。
苏敏不能忍受这种侮辱,选择自己打工。她先后进过工地,做过裁缝,扫过马路,送过报纸,最后在超市做促销。
他们在经济上贯彻AA制,在情感上也毫无交流。
许多年前,夫妻就已经分床睡了。女儿在外地上学的时候,他们一人一间房,女儿回来了,他们就睡上下铺,像宿舍一样。
吃饭也要将就丈夫的口味来。
苏敏曾经告诉媒体,出来这几年,第一个实现的就是“辣椒自由”,因为在郑州的家里,丈夫从来都不允许苏敏做辣味的食物。
于是我们在苏敏的视频里能看到许多辣椒。辣椒炒肉堆在盘子里冒出一个尖尖,淋漓的红油蘸在米饭上——这个女人几乎是在报复性地吃辣椒,似乎吃得越辣,就离曾经的生活越远。
女儿杜晓阳当然劝过母亲离婚。
但苏敏当时拒绝了:“爸妈要是离婚了,恐怕对你以后找对象有影响”,这是许多东亚女儿都听过的一句熟悉的话。
在杜晓阳眼里,父亲是PUA母亲的高手:“他心情不好,我妈就有压力,就觉得她做好饭了,多干点活,她能得一个好脸色。”
当然,和许多家暴的男性一样,父亲对外是一个极和气的人,对谁都很善良。父亲在外面受气后,母亲就是唯一一个能让他找回男子气概的发泄对象,一个精神上的化粪池。
而另一边,母女的女性联盟其实也并非想象中牢不可破。
在电影里,女儿支持母亲学车、买车、出去旅游,一旦涉及个人利益的时候,女儿还是会把母亲拉扯回来。电影中李红两次没能出走,都是因为女儿的缘故。最后我们发现,在家庭的内嵌式权力结构当中,母亲永远是最底部的可被牺牲的一环。压垮母亲的最后一根稻草,也是女儿在不自觉中站在了剥削母亲的男性一边。
网络上常常调侃,如果生了三胎,最累的是奶奶或者姥姥,每天两眼一睁就是“我怎么还不死”。在这句玩笑话背后,是那些真正被迫承担育儿责任与家庭任务的中年女性们,她们被社会赋予“天然的照护责任”,哪怕与此同时,丈夫可能在享受静谧的钓鱼时光。
苏敏就是在这样一种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选择出走。她的出走一开始并不是主动的,而是被抑郁与生活彻底逼向绝境。
《纽约时报》称苏敏为中国的女权主义icon,可她似乎从来都没有接受过这个称号。
她的经纪人,也是她的女婿刘伟伟告诉媒体,他们并不想渲染关于女权主义的元素,因为这个词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不算褒义词。
苏敏也不喜欢《82年的金智英》这部电影,因为她不理解女主角的抑郁。和大多数信奉实用主义的中国母亲一样,她认为金智英没必要作,她的抑郁也没有意义:
“你凭什么拿她和我来相比?她老公对她那么好,生怕她受到伤害,这样的人跟你在一起多幸福。她有什么理由去抑郁,她有什么理由?”
苏敏无法理解金智英,是因为她三十年来受的苦太具体,太庞大。
她的丈夫杜周城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?
在苏敏出走的这四年里,丈夫只给苏敏打过两次电话。一次是因为苏敏停车挡住了别人,对方按照留下的号码打到了郑州的丈夫那里,还有一次是为了81元的ETC高速收费,
所以我们在电影开头看到了,李红从车上走出来,第一件事就是拔掉了丈夫的ETC卡,丢进山野之中。
导演尹丽川去郑州见过苏敏的丈夫,和想象中不同,这是一个体面客气的男人,甚至愿意和主创团队见面吃饭:“他知道我们要拍电影,但我们没有谈论这件事,只是聊了他的人生经历。他给我们看了他年轻时的照片,讲他的原生家庭。”后来导演得知,丈夫从小也是父母棍棒下打出来的,他从来都没有习得爱人的能力,当然也感知不到苏敏遭受的痛苦。
极昼实验室也采访过苏敏的丈夫。他在物理层面上远离了已经出名的妻子,只是偶尔用手机搜索苏敏的账号看看她又开去了哪里。他面对记者,坦然承认了自己家暴的事实,“有时候吵烦了,她一顶嘴,我容易控制不住”。但他确实认为家暴不算什么大事,因为自己从小就是在暴力环境下长大的,“在家里哪有不‘叮咣’的?”
由于他从来都不会说好听的话,所以在社会上没有什么成就,在家里也经常用带刺儿的话伤害妻子和女儿,但碍于面子,这辈子没有给妻女道过一次歉。
最讽刺的是,这段差点杀死苏敏的婚姻,在丈夫看来却挺完美的,甚至算是实现了人生目标:“我那时候比较羡慕的就是能在郑州买一套房子,再开一个大卡车,这些东西最后总体来说都算实现了,我的目标就这些。”
在苏敏最近更新的视频里,我们终于看到了这个神秘且著名的丈夫。
丈夫一开门,就对着许久未回家的苏敏阴阳怪气:“你还知道回来?混不下去了是不是回来了?”两个人说了几句话之后,丈夫当着外人的面在厨房摔了碗,气氛压抑到极点。
苏敏回忆起那些年自己遭受过的家暴。有一次两人拌嘴,丈夫一耳光向苏敏抽过来。还有一次大年初四,苏敏去叫打牌的丈夫回来吃饺子,丈夫觉得丢面子,把苏敏的脸打得黑青。
听完这些,丈夫竟然笑嘻嘻地回答:“有这回事吗?我怎么不知道?”
苏敏对着镜头控诉,丈夫每次家暴她都是笑着打,外人看了以为在开玩笑,实际上都是下了死手。只要一吵架,丈夫就嚷着让她滚出去,要“退回恁娘家”。
丈夫把一切温良恭俭让都留给了家门外的人。邻居姑娘说想要喝茶,他马上回家烧好水给人家送过去。苏敏听到街坊们都在议论,说了丈夫几句,对方听完便一脚踹过来。
这些细碎痛苦的过往,让苏敏几乎又一次在镜头前崩溃了,但丈夫仍然嬉皮笑脸地看着她。他告诉苏敏,自己到现在也没找小三,没出轨,“非常自豪”。
这次离婚谈判的结果是50万,原因是丈夫看到苏敏的自媒体账号赚钱了,他要分一杯羹,他甚至还想拥有苏敏账号的50%所有权。
“我在你家洗洗涮涮干了几十年,再倒找你50万?我这是啥呀?”苏敏说着河南方言,在视频里不断质问着,但每一句话说出去,都像打在了棉花上一样无力。
经过多次协商,“赎身费”最后砍到了16万。
在苏敏密密麻麻的视频作品里,这段视频是最特殊的。那个出走成功的“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”,只要靠近曾经的牢笼,便会立刻枯萎。
好在苏敏现在终于用上了自己的ETC,关联的是她的支付宝,她不用再为了省钱绕开国道了。
苏敏火了之后,频繁地直播,出席活动,接受采访。
迪士尼副总带她坐了“飞跃地平线”,女性主创团队为她改编电影,她和许多名人进行过对谈。她化上妆,在许多著名景点拍了写真照。她在西双版纳看了热带风景,在洱海边夜游,在重庆看魔幻山城,在拉萨看日照金山,甚至还学会了冲浪板。粉丝量上涨的这四年,不断有人在祖国各地的路上认出她来。
她的视频也摆脱了最早的原始画质,现在的苏敏能够操作GoPro相机,还会操作无人机,所以她的视频里会出现许多航拍的画面。
她从来没有避讳过出名这件事,因为赚钱是她获得自由的主要途径,自由并不是从天而降的。她向记者坦白,自己努力地接商务,就是为了以后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。
她终于过上了更好的生活。在2022年3月,她拿到了梦寐以求的房车钥匙。
这辆房车在她的打理下异常整洁干净,桌面上一直摆着鲜花,让人想到电影里的李红,执着地拥有着一个朴素的玻璃花瓶,哪怕只能在里面插着塑料花,也代表她的生命力没有彻底屈服。
在视频里她高兴地宣布:“(家里)有很多东西不属于我,很多东西都没有我的名字,但是这个终于可以冠上我的名字了。”
苏敏是幸运的。那条自述视频是她命运的转折点。
但在苏敏背后,还有无数个没有走出厨房的女人。她们或许稀里糊涂地过完了一生,或许也时常有愤怒和悲伤,但又会迅速安慰自己,路就这么一条,女人无非就是这么一种活法。
和这部电影形成对照的是,一位妈妈在小红书上抱怨,电影的排片时间根本没考虑全职主妇。她们的一天都被接送孩子、做饭洗碗、辅导作业、哄孩子睡觉占据,连两个小时也无法挤出来。
在评论区里,一位网友问她:孩子爸呢?
她回答:打游戏。
这部电影之所以是一部恐怖片,就在于孙大勇的台词,几乎是许多人的父辈挂在嘴上的话。
衣服要用手洗,地板不能用吸尘器,饭菜咸了淡了都不行。
在《出走的决心》上映之后,密密麻麻的影评构成了一堵哭墙。
那些目睹母亲悲惨命运的东亚女儿们,替这些沉默的女人们书写愤懑。
她们目睹了爷爷的拳头,父亲的青筋,以及女人们忍气吞声,不敢对父权暴力说“不”字的样子。
她们闭着眼睛结婚生子,沉默而稀里糊涂地活着,在旷日持久的暴力下精神抑郁,没有任何人告诉她们,其实你也有离开的权利。
最可怕的,是母亲们的不幸婚姻仍然没有给她足够的教训。
那个几十年从来不做任何家务,吃完饭就躺在沙发上嗑瓜子的父亲,只不过因为“没出轨没家暴”,就能被誉为百公里以内的模范男人。一个人只是做到了作为丈夫的底线,却仍然要被大加赞颂,这就是父权社会的魅力时刻。
她们仍然坚信,自己的不幸只是“运气问题”,她们更加相信,女儿一定比自己的运气好,能找到一个完美的男人,一个绝对安全的托付对象。
一位小红书网友现身说法。她满怀期待地带着母亲走进影院,结果妈妈中途就睡着了。妈妈看完之后的心得是,还好自己的丈夫没有电影里那么过分。甚至最后还感慨,这部电影“让女孩子更不想结婚”,当天晚上就在群里发了一条催婚的短视频。
可怕的不是苏敏的故事,可怕的是这些处于结构性暴力中的女人们,仍然看不清自己面临怎样的处境,仍然急切地想要将下一代女性继续推入火炉里。
与其说是母亲和女儿,更像是一个“隐形的婆婆替身”和“完美妻子培训员”。
鲁豫在电影映后说了一段很有意义的话——
“女性不仅是一种性别,更是一种处境。身为女性,不论你身处什么年代背景,你的经历终究会将你推向女性主义者”。
一部电影改变不了任何事。但一部电影也可能改变一些事。
1879年,娜拉说:“首先我是一个人,跟你一样的一个人——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。”
2024年,李红说:“我也想有我自己的事情,我跟你们是一样的。”
直面痛苦,然后去觉醒,这就是女性主义的意义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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